２月１９日，周末的官渡古镇格外热闹。在车站附近，记者搭上一辆简陋的马车，去找寻一幢地处偏僻的出租楼房，一位从教２０载的老年妇女的栖身之所就在那里。繁华嘈杂的街道上，马车经过一阵艰难而缓慢的穿行后，钻进一处冷清的民房建筑群。弯来拐去的小道上，马蹄敲打水泥路面发出的声响，显得有些空旷乏味。

    从出租房里出来开门的，是一位老态龙钟的妇女，看起来气色显得有点疲惫。她就是给本报写信反映情况的潘乃仙。她租的出租房里，显得太过简陋和寒酸。一个油漆严重脱落的木质小橱柜上，摆着一台１４英口寸的黑白电视机，加上几个小木方凳和一张破旧的木圆桌，组成了客厅内的所有摆设。这样的“家当”，在官渡镇普通农村家庭中，已经很难见着了。

    ２０年的学龄前教育工作，喧闹的教学环境，已让潘乃仙的听力严重受损。一句话经常得重复两三遍，有时要由她身边的儿子再大声复述，采访过程十分艰难。

退休、辞退，还是开除

    去年秋季开学前，潘乃仙和官渡镇的几位幼儿教师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，一块来到镇政府，打探自己的命运。镇里一位负责人对她们说：“你们开学就不用去学校上课了，学校也不开办学前班了。”这样一句简单的吩咐之后，１１位从事学龄前教育长达数十年不等的教师，便结束了她们的教学生涯。潘乃仙从学校回家休养已半年多，但她直到现在也不清楚，她们被迫离开学校，究竟是属于退休、辞退，还是属于开除。

    这个结果并没有让教师们感到意外。在此之前，她们为了捍卫自己的合法劳动权益，几年来一直在四处反映情况。去年７月，当最终意识到“反映”不会有任何结果时，她们只好通过正式的法律途径，向官渡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起劳动仲裁申请，颇有点“对簿公堂”的味道。显然，这种“胆大妄为”，让一些领导感到很是恼怒。她们从这些人的言行中隐约感受到，让她们“走人”，是迟早的事儿。不过，躲躲闪闪地以“不开办学前班”为由让她们“走人”，而且“走人”之举来得这么快，还是出乎她们意料。

    记者在访谈中发现，１１位幼儿教师即使被迫离开了学校，但她们对自己几年来的维权举动似乎并没有任何悔意。“即使是那些没有参与反映问题，而暂时未被责令离开学校的教师，迟早也将面对身份不清、待遇不公，以及年老后无医保、无退休工资等严峻现实。同教育部门摊牌，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而已。”

    潘乃仙抱出一大叠红色的荣誉证书，在翻阅介绍中，思绪不知不觉地回到了２０年前。

    “农民教师”的来历

    上世纪６０年代，潘乃仙的中学生活，在知青下乡中结束了。由于“家庭成分”不好，她离校独自一人含着泪回了家。她的不少同班同学，后来都找到了工作，成为拿工资吃饭的人。在家务农的潘乃仙，眼看着自己的努力与梦想，被“家庭出身”击个粉碎，她对无法抗拒的人生命运，真是心有不甘。

    １９８４年，昆明市只有盘龙、五华两区设有公立幼儿园。市里为了抓好学龄前教育工作，给官渡区发文，要求该区所属各乡镇开展学龄前教育工作。官渡区教育局和官渡区妇联，根据相关文件精神，启动了乡镇学龄前教育工作：学前班设在村小学内，学期开学放假与村小学同步，日常教学管理由村小学负责；学前班以区妇联为上级主管单位，区教育局为其业务主管；设有村小学的村子，每村出一名有一定文化素质的村民，经统一培训后负责学前班的教育工作。这一年，潘乃仙作为村里为数不多的“知识青年”，被村里选中派出去培训后参加了幼师工作。

     此时的潘乃仙，深深感到自己的人生命运已出现了“大转机”。她暗暗下决心，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机会，在教育战线上有所作为，以回报乡亲们的信任与重托。“第一次走上讲台，成为人民教师时的幸福光荣感受，真是太难忘了！”讲到这里，潘乃仙暂时忘了现实的悲哀，仿佛又回到了从前的那段时光。

     官渡区各乡镇这批最早的幼儿教师，其户籍一直保留着农村户口，在人事关系上也不属于“正式教师编制”。１９８８年，官渡区妇联将学龄前教育工作正式移交给官渡区教育局。当时，妇联还专门为此举行了一个“话别会”，并给每位幼儿教师赠送了纪念品。区教育局正式接管全区的学龄前教育工作后，这些“农民教师”的身份问题，一直延续至今也没有任何改变。

    真心付出育人才

    任教的２０年间，潘乃仙的工资一共加过三次，从每月６２．８元加到９０元、３５０元，１９９８年加到５００元后就没动过，一直到“走人”前都领着这个数。“我们回家后，学校又新招了一些年轻人去教学前班，工资加到了每月１０００多元。一些村民路上遇着经常问我，潘老师，你教得那么好怎么突然让你回家了？人家刚进校的年轻人都拿１０００多，你们教的时候怎么才发５００元呀？”类似这些好心的发问，常常让潘乃仙难堪之至。

     讲到自己的报酬时，潘乃仙的语气显得有些自卑；但话题一转到工作业绩上面，她的语气重又恢复了自信。记者翻阅一大叠红色证书时发现，潘多次被评为区、镇和校级“先进教师”、“优秀教师”、“优秀教育工作者”。其中有一次，潘还被评为全区１１４名“区级优秀工作者”之一，她是官渡小学惟一获此荣誉的教师。在官渡区教育界，许多幼儿教师都知道潘乃仙，因她们大都听过她的课或是她的演讲。

    １０多年前，一些老板嗅到幼儿园的丰厚利润，纷纷创办私立幼儿园。不少投资者慕名找到潘乃仙，以优厚待遇相许，约她出去一起干，常劝导她：“你苦死苦活的，一年为学校创收近３万元，但他们发给你多少钱呀！今后老了病了谁会管？真不知道你这样做图个啥！”但“思想保守”的潘却认为，跟私人老板干“既不把稳、又不光彩”。而今，“走人”回家的潘在“申冤”无门时偶尔也会抱怨两句，她爱人总会拿这事反唇相讥：当初人家喊你出去办学，你不去；现在连耳朵都苦聋了，谁都不把你当回事。若跟着私人老板干，肯定不会是这个结果！

    尽管大部分“农民幼师”都很尽职，但她们的处境和待遇却是一样的让人心寒：与“正式教师”相比工资出奇地低、发年终奖及过教师节时被区别对待、许多机会皆因“农民”身份而与她们无缘……有几次，部分“农民幼师”向校领导提出要去参加培训、教研之类的活动，校领导经常这样答复：“你们是农民教师，又不教一辈子，去参加这些活动有何用？”学校组织外出活动，也经常没有“农民教师”的份儿。各分校教师到中心小学开会或是参加工会活动，乘坐一两元钱的马车，其他教师都是由学校统一出钱，但“农民教师”们只能是自己掏腰包。“农民教师”们有时向校领导反映点问题，校领导常用这样一句话打发她们：“你们是村委会的人，找村干部说去！”近年来，因年龄最大、紧迫感最强的潘乃仙“带头”四处反映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时，她的日子更不好过。有时潘老师正在专心上课，校长径直走进教室说：“上我办公室来一下！”进入办公室，不分清红皂白就是一阵辱骂。部分有同情心的教师对此也看不下去，说“人家反映问题也是迫不得已的事，怎能这样整人家！”

    杨琼仙是被迫“走人”的１１名幼师之一，原来在龙马中心小学的学前班任教。１９８０年，杨琼仙高中毕业后就进校教书，但２５年的教龄，却没有为她换来基本的生活保障。近几年来，杨琼仙的健康状况一直很糟，治疗有问题的心脏一共花了她近两三万元钱，完全靠自己掏腰包。靠养鸡过活的杨琼仙的爱人说，要是指望她为之卖命的单位，骨头早打鼓去了。在杨的病历本上记者发现，最近几次的诊断上均写着：“因经济困难未作进一步检查，具体病因不清。”

    在宝半小学学前班任教已２４年的陈捌仙，更是觉得冤枉：她原来是教小学的民办教师，后来服从单位的需要分了去教学前班。跟她一起进校的民办教师，如今全都转为“正式教师”了。任教期间，她不仅通过考试拿到了国家教师资格证，还自学考上的成人大专。成人大专录取通知书，是在她离开学校后几天收到的。

    劳动、人事“两不管”

    “农民教师”、“编制外教师”的身份，最终成了这批幼儿老师的宿命：无论工作干得多出色，也无论干了多久，她们都终将无法摆脱种种不公与歧视。在教师中，有人称她们是“帮人领娃娃的农民”，而在农民这里，她们又被尊称为“老师”。

        随着年事日增，这些忍辱负重数十年的学龄前教育老师，逐渐开始为自己的晚年感到担忧，部分老教师联名要求学校为她们改善待遇、办理社保。２００３年下半年，官渡区教育局连续３个月停发了全区４０多位学龄前教育老师的工资，并准备将她们“置换回家”，另召新人。自此，为维护自身权益而引发的各种上访、呼吁活动便频频出现。

    ５５岁的潘乃仙，眼看已到了退休年龄，但现实的处境却没有退休的可能，深知再熬下去也不会有“出头之日”。去年７月，潘乃仙分别向官渡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、官渡区人事局递交了“劳动仲裁申请”和“人事仲裁申请”。官渡区劳动争议仲裁委裁定认为，被申诉方是事业性单位，因申诉人未签订过劳动合同，故不予受理；人事争议仲裁委裁定则认为，申诉人不属于在职在编人员，没有签订过人事聘用合同，故不予受理。

    在事业性单位的编制外用工中，劳动部门因用工主体系“事业性单位”而不管；人事部门则只管在职在编人员。这样，事业性单位的编外用工，便成了劳动执法的真空地带；编外人员，则成了“不受法律保护”的特殊人群。无人“认领”学前班

    官渡区教育局负责人事工作的李科长认为，学前班是村子办的，与教育局无关。当记者询问１９８８年区教育局从区妇联处接管学前班一事时，李科长说：“不太清楚，好像没这回事。”另据李科长介绍，在整个官渡区，情况相同的幼儿教师一共有五六十人。官渡镇主管教育的领导则认为，这些幼儿教师不是老师，是帮人领娃娃的保姆农民工。现在让她们回家，每年工龄一次性补发一个月的工资，已是仁至义尽了。

    针对区、镇两级部门的辩解，幼师一提起来就伤心：区妇联将学前班移交给区教育局时，“活别会”活动的照片我们都还保存着，区教育局怎么说是“好像没这回事”？我们各种培训都参加过，手里还有教师证，每天严格按教学大纲教书都２０多年了，怎么还说我们是“保姆农民工”。这不是由于对学龄前教育工作的污辱，就是对学龄前教育工作的无知与蔑视。我们教书育人２０多年，创造的社会效益都不说了。光是经济创收，每个学生一年要收６００元（借读幼儿要收上千元），一位教师教一个五六十人的学前班，平均每年创收都在３万元以上。而今让我们“走人”，一样保障没有，几千元钱一次性了结，即使碰到私人老板，也不会说这“已是仁至义尽”吧！当教师们质问这么多年的学前班收入去向时，主管领导称“都用在办学上了。”幼儿教师们则认为，“办学前班的支出情况难道我们还不清楚？除了教师工资和教室，其他的支出几乎没有。”

    记者走访了几位村干部，当问及学前班的归属时，均表示区、镇两级部门的说辞难以理解：说是我们办的学前班，他们有什么依据？我们一没有作过任何形式的投资，二没有进行过任何形式的管理，三没有收过学前班赚来的半分钱。以前村民们每年都要交什么教育附加、教育统筹之类的费用。小孩进学前班，还得每学期交３００元钱。如果学前班真要是村里办的，老农民还用得着这么苦吗？

    编外人员：新生的“临时工”现象

    省人事厅人事仲裁处的一位同志告诉记者，这事他们已收到投诉并作过初步调查，这些人的教师身份是没有问题的，官渡区教育局应对她们的善后问题负完全责任。

     这位负责人还说，在党政部门、社团组织、教育、医疗、新闻等事业性单位中，目前编制外用工现象比较普遍。昆明某报核准编制仅为８人，但８人显然办不了一份报纸。去年底，该报负责人拿着１００多份聘用合同来找人事厅备案。起初，有人认为该报社属于事业性单位，对编制外聘用人员能否签订人事合同提出了疑问。后来，人事厅专门就此事征询了国家人事部的意见。人事部回文认为，编制外的其他聘用人员，同样可以像８名编制内人员一样签订人事合同。这为我们今后处理类似情况，提供了可靠的依据。

    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一位长期从事劳动执法活动的负责人，也讲述了他碰到过的一些困惑：最近某医院的一些护士联名向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反映，她们在医院工作已近１０年，但医院从未与她们签订过用工合同，在劳动报酬上也未做到同工同酬，而且用工单位至今没为她们办理社保。再过些年，她们老了病了咋办？希望劳动执法部门对其进行监管。但是，一方面该医院属于事业性单位，另一方面它还不归属地方管理。真不知这些护士的合法劳动权益，应该由谁去维护？

    以“全员聘用”为核心的事业性单位人事制度改革，其宗旨是要建立一种能进能出、竞争、高效的人事机制。

    一位从事劳动法学研究的教授告诉记者，１１名幼儿教师的维权个案，已触及到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深层次问题：近年来，事业性单位的编制外用工规模已越来越大（全省所涉及人数累计应在数十万人之巨）。一般说来，这些事业性单位中的编外人员，大部分都是高素质知识分子。但编制外用工人员的权益保护，一直是处在劳动、人事两个部门的“监管空档”上。若不通过深化人事改革和完善劳动执法，及时地加以解决，必将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，社会的公平正义也无从谈起。事实上，近两年来类似问题已成为上访的热点之一，今后这个情况还会更严重。

    本报记者  朱绍云（云南日报）